世界平台

这个“活书”的互动环节,是今年“英国文化日”最吸引记者的部分香港书展以现场零售的“文化嘉年华”形式著称。 香港成为亚洲区华文出版及图书版权贸易的理想之地。

●年复一年乐此不疲往活动中添加“国际化”作料的香港书展,今年干脆直接喊出了“阅读世界,走向世界”的跨界阅读口号。破纪录的21个国家和地区参展、欧洲第三大出版国西班牙的首次着陆,囊括430余家参展单位,横跨港澳台,连接中国内地与世界出版业界,乍看去今年似乎跨的还不是一步两步。

●“比台湾懂内地,比内地懂台湾”——香港书展的地位,一如香港,俨然亚太地区的文化中转站。但这个地理意义上的中转站,离文化意义上、出版意义上的“世界平台”究竟还有多远?让我们从四个小故事来切入。

故事1

香港贸发局新闻发言人Terasa:ICE的回归证明了什么?

漫漫十九载,如今的香港书展,早已不是当年书商们博一线生机的惨淡场景。但与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等国际大型书展以版权贸易或订货为重点不同,香港书展是以现场零售的“文化嘉年华”形式著称。

然而2008年的夏天,某种变革却又在悄然发生:远离展馆喧嚣,闹中取静,选在一条走廊不起眼的房间内,又用隔音塑料板搭起了一间临时房间。房间之外,则是沿着墙壁摆放的成直角的两排书架,上面码放着花花绿绿的各式图书……经由十数年刻意淡化的版权贸易洽谈机制,再次卷土重来,重新回到了这个以巨额零售闻名于世的“暑期大卖场”。

当记者十分曲折才找到本届书展重新开放的“国际版权交易会”(ICE)时,全球版权代理及出版商已经蜂拥而至。最吸引我们的,是ICE在香港书展发展史上的潮汐式变化。香港贸发局新闻发言人、媒体与公共事务部Terasa为我们解答这一疑问。

据了解,香港书展上世纪80年代开办之初是以版权贸易和订货功能为主的,但持续几届后发现效果令人失望。“香港是个多元化的国际性都市,并非华文出版中心,香港的出版社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引进版权很便利,国外出版社对中文版图书的兴趣又往往在内地和台湾地区,而集中订货又因香港书店与出版社之间渠道的通畅而变得没有必要。”Terasa说,因此从1989年开始,书展就逐渐弱化版权贸易及订货功能,直至1999年将版权贸易放置到网上,香港书展的现场纯粹变成了完全对市民开放的文化活动。

不可否认,香港书展的国际视野曾一度退化得厉害。有读者忆述首届书展的国际书籍展区,那小小的一块区域,展示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字的书籍,犹如展示一个充满未知的国度。而首届书展,请来的是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起点之高令人感佩。

又一个10年即将过去,ICE的回归证明了什么?“香港书展这一平台,不仅仅提供给读者,也要面向版权贸易洽谈。”Terasa向记者明确表示,如果说版权贸易的功能曾经在零售功能强大的利益冲击下被削弱,如今,是内地出版业不断扩大的商机,使香港贸发局重新认识到版权贸易的重要性。有资料显示,每年中国内地的出版物版权交易超过1.5万种,并持续稳步增长。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香港虽小,舞台却很重要。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使香港成为亚洲区华文出版及图书版权贸易的理想之地。有专家指出,香港书展的企图心当然不能止于卖书,不能止于参观人数,甚至不能止于华文,眼光应当放在整个亚洲市场,应成为亚洲出版走向世界的一个文化平台,让亚洲地区各种文字的出版品都能在香港“走出去”。

故事2

英国插画家Peter Suart:借阅一本会说话的“活书”

插画家Peter Suart(彼得小话)生长于香港,受教于英国。他在书籍、音乐和剧场等多方面的创作都为人瞩目,正如他所推崇的“通识”和“多元”一样,其本人也是一个“具有自由人文主义色彩”的怪才。[FS:PAGE]

此刻,彼得小话正在温馨的光线下,与几位素不相识的读者围坐在一圈舒适座椅中,就像任何一个英式中产阶级家庭聚会的场景。当然,这并不是私人Party,更不是国人司空见惯的谈话类电视节目录制现场,而是7月25日香港书展“英国文化日”的一幕。这一次,彼得小话被当作一本会说话的“活书”借阅。

“活书”,不是借书,而是借一个人。这个人会根据读者的提问,讲述关于他自己的故事,而读者则有机会去遇见一个有故事可说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口述的图书,而不是笔录的图书。每本“活书”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去面对他的读者们。

“这大概是‘活书’在香港的‘处女秀’。”英国文化协会总监纪乐芙(Ruth Gee)女士介绍说,在英国,它其实已经是十分流行的“明星活动”。在英国的图书馆中,人们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与这些“活书”作一对一的交流。

而这次香港之行的“活书”,则是人气插画家Peter Suart和Polly Dunbar,与英国杰出年轻作家Justin Hill,还有来自香港的陶杰与陈美凤,与现场挑选的读者零距离亲密接触。显然,这种闻所未闻的互动听起来就相当诱人。这个名为“活书”的互动环节,是今年“英国文化日”最吸引记者的部分。

为什么在2008年办一个“英国文化日”?纪乐芙说,今年是香港英国文化协会六十大寿。因此,协会也不再如往年般,仅在书展设定摊位,用过客的身份“云淡风清”地谈谈雅思考试与出国留学,而是第一次“以书之名”为书展带来原汁原味的英伦文化风味。

在“英国文化日”这一天,记者还看到了“50岁”的英国传统儿童故事主角、可爱的Paddington Bear;读者更可以亲手买到来自大英博物馆的书籍。我们留意到,去年,英国文化协会举办“Reel Books”英国电影节,让书与电影来了一次Crossover,今年则专注于纸质媒体,纪乐芙说,想要传达的信息其实是一致的,“一本中国书籍会告诉你中国文化深处的秘密,而不只是Jacky Chan;英国电影或者英国书籍也是如此,它告诉你有关英国的故事,在一个更广更远的视角上。”

正如纪乐芙所说,去定义什么是英国文化是很困难的,因为它多元而深厚。但中西碰撞,无非为了促进交流,激发创意。在这短短的书展中,英国文化的创意能量已经通过阅读,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故事3

国际图书版权代理商David:“在香港拥有一间办公室”

David Pechoux是一位年轻的国际图书版权代理商,他负责亚洲地区的德、法、意、西语的图书版权代理。今年出现在香港书展上的他,是代表西班牙书籍出口中心“塞莱萨”而来,目的是把更多的西班牙语图书出口到香港,以及香港书展背后广大的中国市场。

记者见到David时,他刚刚和一位台湾出版人签下一份版权代理意向书,出口一整套西班牙语教辅,以供9月开学的高校学生所用。“7月是个很重要的时间。”David说,这是出口教辅图书的黄金时间,所以香港书展于他是不容错过的。

今年,欧洲第三大出版国西班牙首度在香港书展设立主题馆,推介其特色文化及教育书籍,这与西班牙语在全球使用频率的迅速提升不无关系。事实上,西班牙语已成为除英语之外的世界第二大语系,“整个香港学习西班牙语的学生,已经接近2000人。”来到亚洲8年的David认为,这个市场正越来越大,香港书展也看到了这一点。

在“Espona”巨大的红色标识下,除David的“塞莱萨”之外,这个西班牙主题馆还囊括了4家极具实力的西班牙出版公司:专注政治、文学类图书的艾比利亚出版有限公司及非洲出版有限公司,主打儿童读物的汉瑟出版有限公司及苏撒艾塔出版有限公司,以及侧重社会百科类图书的利萨出版有限公司,他们都带来了极具特色的西班牙本土书籍。[FS:PAGE]

西班牙主题馆旁边,就是本届香港书展的“国际文化村”,展示来自阿根廷、比利时、文莱、丹麦、日本、印度、西班牙、泰国和英国等21个国家和地区的书籍。香港贸发局助理总裁叶泽恩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香港书展踏入第19年,随着更多不同文化的参与,我们希望香港书展可以为读者提供更多元的文化食粮。”

但近距离观察香港书展就会发现,“国际文化村”的冷清氛围确实与整个书展的热闹不相匹配。横亘在第2展览厅门口的外籍混编军团门可罗雀,与身边热闹和气的“老夫子”、“十三点”两个本土漫画展位相比可谓“我见尤怜”。受访的参观者对外籍混编军团的普遍观感是“不感兴趣”。“市民本就是来淘便宜书,外国的展位几乎不卖书,只是做展览,没人关注也很正常。”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会长朗天对此见怪不怪。

尽管受到“非卖”、文字障碍的束缚,David却坚持认为,“国际文化村”仍是香港书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里的平静背后,隐藏着越来越多的商机”。显而易见,西班牙书商们的如意算盘,与香港书展如火如荼的卖场式经营截然不同。

David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七八年前他来到亚洲开拓市场,全亚洲还没有一个常驻的西语版权代理商。他在上海、北京、曼谷、越南都设立过办事处,如今却“希望在香港拥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因为这里拥有全亚洲最便捷的地理位置、十分宽松的文化政策环境,“香港书展的地位,正如香港一样不可替代。”David说。

故事4

《凤凰周刊》

执行主编师永刚:

“三地出版界,正经历资源再分配”

经由香港这个中转站,内地、香港、台湾三地出版界如何进一步融合?在国内出版界,恐怕没有人能比师永刚更有发言权。翻看过三联书店出版的《雷锋》、《红军》、《切·格瓦拉语录》这几本书的人,或许会留意到它们的制造者师永刚的名字。这些书,一个最具特色的符号,便是三地同步出版。

早在2004年,他策划的《切·格瓦拉画传》就开创了这一模式。师永刚说,这本书的创意就出自香港街头,小贩出售的切·格瓦拉明信片上有一行字:“以切的名义,请原谅我们没有版权而出售。”由此他开始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当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切·格瓦拉画传》刚刚上市便引起台湾联经出版公司的注意。联经迅速引进台湾版权,引起巨大反响。据称,这本书在内地销售7.5万本,在台湾印了1万多册。

如果看看师永刚工作室名下出品的书目:《黛安娜画传》、《绝爱封箱:张国荣》、《何日君再来——邓丽君画传》,由他担任主编的《明报月刊四十年精品文丛》、《金庸散文集》等等,无一例外都追求内地、香港、台湾同步上市。

“内地和台湾的出版界,目前已经出现资源重新分配的局面。”师永刚谈到,十年前,港台版图书之于内地,还是倾销式的文化输入,三毛、金庸、亦舒、琼瑶等作品的引进,甚至造就了一股“港台文学热”。但仅仅只是10年,随着内地文化思潮的不断开放,两地的价值观不断趋同,更加上港台出版界原创力严重不足、内地生产力越来越强劲的趋势,使得同步出版成为一种可能。

师永刚所探索的,不仅是将内地与台湾出版界打通,同时发行简体与繁体字版本,针对两岸有兴趣的图书选题翻译成外文,出售海外版权;而且还让三地的出版资源充分流动起来。他策划的《宋美龄画传》,最初就是从台湾的中国时报出版公司购买了图片资源,拿回内地重新包装,火爆售出48万套之后,又折回香港,被香港明报出版社引进。

他所制造的出版话题,总脱离不了突破既有出版模式的尝试,“比如100万元买下莱温斯基《我的爱情》的版权,在克林顿《我的生活》中文版之前推出,成为一时热点。”可以说,师永刚充分调动了华文,甚至全球出版资源的创意火花。在他的观察中,未来“中华文化一体”应当成为香港书展的主题之一,在集中展示华文图书的基础上将其打造成研究、显示华文城市文化共性的平台将成为香港书展未来的模式。“中国时报、汉声杂志、台湾远流、皇冠等一大批港台出版机构,近年都纷纷在内地设立了常驻办事机构。在海外地区合作设立书店及物流中心,集团产业开放给三地业者相互持股和异地合作经营等模式都开始出现。”师永刚认为,港台大规模进军内地出版的原因,在于内地市场的需求、运营渠道都越来越有可能实现,“而出版商在香港书展上的频繁接触,正是一切良性互动的开端。”[FS: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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